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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錫生東南大學國際戰略智庫研究員G20領導人視頻特別峰會昨日召開,重點討論如何應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和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了此次特別峰會。輿論認為,在全球疫情肆虐,世界處於至暗時刻的特殊背景下舉行的G20特別峰會,是國際社會在疫情發生後採取的首次重大聯合行動,具有特殊而又重大的意義。新冠肺炎疫情來勢兇猛,病例和死亡人數都在激增,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已有將近200個先後「淪陷」。全球一片恐懼,世界各行各業陷入危機,多國經濟遭受重創,國際金融市場急劇動盪,世界旅遊業窒息,很多地方的城市成為了「鬼城」,民眾生活困難,很多人焦慮不安,感到極度痛苦。各國各自為戰產生矛盾就經濟衝擊而言,此次疫情已經超過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及此後的歐債危機;就社會危害而言,疫情帶來了全面恐慌,造成了人人自危,人們的工作、生活和社交方式全面改變。世衛組織和歐美醫學發達國家都在日夜兼程,合作研發抗毒疫苗,但最樂觀的消息也要一年以後才有可能投入使用。當前,全球的疫情防控基本上各自為戰,也因此產生了很多問題和矛盾。疫情之下,各種次生災害在不斷發生,包括大量人員失業、企業倒閉、債務違約、股市暴跌、學生停學等各種問題。旅遊禁令的實施,導致世界各國變成孤島。生產與交通物流的中斷造成多國產業鏈和供應鏈中斷。很多國家的醫療資源和醫護人員嚴重短缺,各種險情和警報在世界各地拉響。有的國家當局出於自身利益考慮,為保經濟不顧人命;有的國家疫情管控鬆鬆垮垮,危害他國。此時此刻,國際社會急需直面危機,同舟共濟,果斷決策,加強應對,形成合力,克服散亂。上周,西方七個工業發達國家(G7)召開了應對新冠疫情視頻會議,但G7的代表性遠遠不夠,因而並未產生多大的影響和實際效果。此次舉行G20特別峰會,顯然更有利於全球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一是G20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G20既包括了G7成員國,也包括了金磚國家和「新鑽國家」在內的世界新興經濟體,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G20成員國的人口佔全球三分之二多,面積佔60%以上,國內生產總值約佔全球的85%,貿易額約佔80%,對世界經濟社會的重要性和穩定性作用不言而喻。據宣佈,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國際組織的負責人,以及東盟輪值主席國越南、非盟輪值主席國南非、海合會輪值主席國阿聯酋和非洲發展新夥伴關係輪值主席國盧旺達等國領導人,都將參加此次G20特別峰會,使此次峰會的代表性、權威性和號召力更大。二是G20負有應對國際重大危機,加強全球治理的使命責任,並有相當的成功經驗。G20誕生於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最初是成員國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論壇,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催生下升格為元首級峰會,至去年六月的日本大阪峰會,G20已舉辦了14次峰會。G20是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的重要補充、加強和完善,2008年為遏制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和協調大國經濟金融政策做出了歷史性貢獻。應體現政治和道義擔當近年來,G20一方面不忘初心,發展成了世界主要經濟體領導人定期商討世界經濟大勢和尋求應對之道的首選平台,同時又與時俱進,將關注點延伸到了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經濟、數字技術和國際稅收合作等更為宏大和長遠的全球議題。此次疫情既是全球重大的公共衛生安全危機,也是由此引發的全球政治、經濟、貿易和安全危機,彼此有蚨繸K的關聯性。如果G20能以此次特別峰會為契機,加強團結和應對協調,將使G20的職責、使命得到重大創新和擴展。三是G20的機制靈活,操作方便。G20既沒有常設領導機構,也沒有秘書處,但由成員國輪流擔任主席國。各成員國都非常看重這一機會,各展所長,積極努力表現,以提升其在G20乃至國際上的形象和影響力。沒有秘書處的G20減少了很多繁文縟節和文牘主義,峰會的出席人員、出席人數和議題也更加靈活,可以直奔主題,聚焦共同關注的重大問題,並更有可能拿出行動方案。此次特別峰會還特別邀請了約旦、新加坡和瑞士三國的領導人參會,便是G20機制靈活的一種表現。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際召開的此次G20特別峰會,需要討論的問題重大,既有加強全球防控疫情的宏觀問題,也必定會涉及當下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一系列緊迫問題,包括加強疫情防控的合作協調,加強疫情資訊的透明和共享,加強醫療資源的合理調劑,加強緊急醫療支援,加快疫苗的研製和防護設備用品的生產等。如何加強疫情期間各國經濟、金融、貨幣政策的協調,加強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加強貿易的暢通和避免實施不必要的貿易禁令等,無疑是與會各方的重點關注。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呼籲與會領導人,尤其是二十國集團的領導人能加強合作,團結應對,彰顯責任,體現政治和道義擔當,出台強有力的措施應對新冠肺炎的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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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非典、禽流感、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我們「以讀攻毒」。《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是曾長年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加拿大裔歷史學者麥克尼爾()的經典之作。麥克尼爾於2016年去世,書留下來,在今日讀來仍如醍醐灌頂。《瘟疫與人》表面上看探討的是疾病的歷史,實則暗藏野心,試圖討論史前時期直到現代疾病如何影響人類的歷史。在書中,麥克尼爾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至本世紀前半,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形塑不同文明的特色。二十一世紀的我們,社會與科技似乎都有了長足的發展,然而我們是否能依靠現代公共衛生技術,而讓文明不再受傳染病影響呢?穿梭書中文字,自有一番感悟。該書上周在台灣推出再版,本版節選文字以饗讀者。■文:麥克尼爾 譯者:楊玉齡 節選自《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台灣天下文化2月19日出版)大部分,甚至所有獨特的文明傳染病,都可能是由動物傳給人類的。由於人類和家禽、家畜的接觸最密切,因此目前許多常見的傳染病,都發現與某些家禽、家畜疾病有關,這點並不令人訝異。例如,麻疹很可能和牛瘟或犬瘟熱有關;天花則已確定和牛痘以及一大堆其他的動物傳染病密切相關;至於流行性感冒,則是人豬共通。的確,按照正統教科書的記載,目前人類和家畜動物的共通疾病數目如下:家禽 二十六種,鼠  三十二種,馬  三十五種,豬  四十二種,羊  四十六種,牛  五十種,狗  六十五種。人類行為對大自然的扭曲這些疾病有許多重疊之處,因為除了感染人類之外,同一種傳染病常常也會感染好幾種動物。此外,由於某些傳染病非常罕見,而有些又非常普遍,因此單看上述統計,並不是很有意義。話雖如此,重疊數量還是能夠暗示我們,人類和家畜動物間的疾病關係有多麼錯綜複雜。而且它也明白顯示出,人與動物的密切程度愈高,共通疾病就愈多。除了源自家畜動物的疾病外,人類也可能因為捲入某些野生動物的疾病循環中而致病。譬如,源自穴居齧齒動物的淋巴腺鼠疫、來自猴子的黃熱病,以及來自蝙蝠的狂犬病等,都是這類險惡傳染病的例子。寄生物在新宿主之間轉移的情況,從來不曾停止過,即便在近代也一樣,有時甚至造成突發、劇烈的後果。例如在1891年,牛瘟席捲非洲,殺死大量牧牛、羚羊和其他野生動物;但這次疫情實在太突然且太慘重(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反而使疾病本身沒法發展成地方性疾病。相反的,它在幾年後就消逝無蹤,理由恐怕是因為缺乏還活茠漫鰬V病有蹄類動物可供感染。1959年,一種名叫歐尼恩熱病(Onyongnyongfever)的人類新疾病,出現在烏干達,很可能源自某種猴類病毒。這種疾病傳播得又快又廣,但是在本案例中,它對人體造成的影響卻很輕微,而且能引發適度的免疫反應,因此復原也很快。結果,歐尼恩熱病和牛瘟一樣,也沒能發展成地方性的人類傳染病。相反的,它神秘的消失了,就像當初它神秘的出現般。也許歐尼恩熱病是撤退回樹冠區域了,那兒很可能是它的發源地。十年後的1969年,另一種遠較歐尼恩熱病更致命的疾病,出現在奈及利亞,稱為拉薩熱(Lassafever),這是由醫療站裡最先發現它的一群西醫命名的。這種新疾病最後在1973年追蹤回齧齒類動物身上,牠們可能是該寄生物的主要宿主。因此,適當的防疫措施於焉展開,以壓制這種疾病。當某特定區域內的人口數大量增加,同時又栽種及畜養了某些新的植物及動物,我們不難想像出一連串以下的情節:傳染病必定會反覆由動物宿主轉移給人類,尤其是那些與人類有密切接觸的家畜動物。當然,這類感染可以多邊進行。譬如,人類有時也會把疾病傳給家禽、家畜。同樣的,在家畜、家禽和野生動物之間,不論是同種或跨物種,都有可能互換傳染病,這是由接觸機會以及潛在宿主的易感程度來決定。換句話說,當人類行為扭曲了大自然的動植物分佈模式後,致病寄生物和人類一樣,都能成功抓住大好時機,佔據連帶產生的新生態區位。人類的成功意味荂A動植物的多樣性變低但數量卻增多了,對寄生物來說這算得上是改良的飼育所,因為只需要侵入一種物種,就能大肆繁殖;雖說幾乎所有病毒以及大多數病菌,在侵入宿主後,都只能活躍數天或數周,然後宿主體內的抗體,就會出面干預它們在個別宿主體內的發展。從傳染病的微寄生看人類社會的巨寄生在繼續討論疾病史之前,有一點很值得注意:在傳染病的微寄生,與人類政治、軍事行動的巨寄生之間,頗有類似之處。只有在文明社群已建立起相當程度的財富及技術之後,戰爭與掠奪才有可能成為符合經濟效益的事業。但是,在以武力奪取農糧時,如果餓死了太多農事勞動者,將會是一種很不穩定的巨寄生形式。然而,這類事件的發生率,頻繁到足以拿來和1891年非洲牛瘟的侵襲做比較,那次大流行摧毀的宿主數量之多,使得任何穩定、持續的傳染病模式,都無法建立。在文明史早期,成功的掠奪者漸漸變成征服者,也就是說,他們學會了如何打劫農民:搶走部分農穫,但不能全部拿走。在嘗試過幾次錯誤之後,自會出現平衡之道。因此,農人學會生產超過他們維生所需的糧食作物,以便在這樣的掠奪下,求取生存。這種生產過剩,也許可以視為對抗人類巨寄生的「抗體」。成功的政府能令繳交租稅的人民,具有對抗重大掠奪以及外來入侵的「免疫力」,方式就好比輕微感染能夠使宿主擁有對抗致命疾病的免疫力一樣。疾病免疫力的形成,是藉由刺激抗體的產生,並將其他生理防禦能力提升起來;而政府在提升「免疫力」以對抗外來巨寄生時,採用的方法是刺激食物及原物料的產量,以便供養大量武裝精良的軍人。上述兩種防禦反應都會造成宿主的負擔,但是比起反覆遭受突如其來的致命災難,這份負擔可以說是輕多了。建立成功政府的結果是:創造出一個相對於其他人類社群來說,更為強大可怕的社會。訓練精良的軍人,幾乎輕而易舉就能擊敗那些整天忙茈芠ㄘ帤M找食物的人。此外,我們很快將討論到,從流行病學的觀點來看,一個病得恰到好處的社會,讓已成為地方病的病毒及細菌感染,能藉由不斷侵入易感染的個體,持續激發抗體形成,這樣的社會比單純、健康的人類社會更為強大可怕。因此,導致強大軍隊和政治組織形成的巨寄生,可以對應到導致人體產生免疫反應的微寄生。換句話說,把戰爭和疾病連在一起,不只是巧妙的比喻,因為傳染病是如此接近並尾隨在軍隊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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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冠肺炎疫情,不少在福建廈門的台胞積極參加各種義工活動,為當地基層防疫工作添柴加薪。11日下午,由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捐贈的1,800箱手套運抵廈門,由於捐贈物資數量龐大,缺乏人手,在廈台胞、兩岸紅十字義工黃育青和其他在廈台胞主動前往幫忙搬運。上周他們亦協助搬運了逾700箱來自秘魯的抗疫物資。自疫情發生以來,黃育青已經在廈門擔任了逾20天的義工,多次協助當地紅十字會去機場搬運海外僑胞捐贈運回的物資。「我們很感謝支援國家抗疫的僑胞,他們的舉動讓我們倍感溫暖。」她表示,一場疫情讓她更懂感恩,抗擊疫情不只是大陸同胞的事情,只有大家一起攜手,才能共同營造一個美好的社會。兩岸血脈相連無法割捨2月3日,已經回到台灣過年的黃育青聽說廈門社區缺人手,假期還沒結束,就立馬訂機票返回廈門,經過14天的居家隔離後,她就第一時間投身義工隊伍,與近20位在廈台胞義工到海滄的居民社區等場所,義務為市民普及防疫抗疫的相關知識,並分發中草藥茶,還幫忙打包蔬菜,免費送往廈門多家醫院的食堂。來自台灣高雄的黃育青在台灣時就經常參加義工活動,2017年她來到廈門海滄區後也一直致力於各種義工活動,不僅加入當地的兩岸義工聯盟,還擔任海滄區紅十字會志願服務隊隊長。面對這次突如其來的疫情,黃育青想通過身體力行,帶動更多人一起守護美好的家園。「還有很多台胞為抗擊疫情捐款捐物。兩岸血脈相連的情感連結是無法割捨的,相信我們共同攜手,一定能戰勝疫情。」■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福建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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